王海溪

关键词：窘境

这个故事并没有我们想象重的那么沉重，因为它的原作者卡夫卡先生是一个阴郁的密室热爱者，你能所想象到的黑色细胞都跳跃在字里行间，山村浩二一定为这个文本痴迷了，因为从你刚开始欣赏这部扭曲的动画，其中黯淡的色彩和“哈哈镜”一样的人物肢体语言充满了张力，带来了幽闭绝望的氛围。

卡夫卡的小说现在看来都很猎奇，而人物的行为是出乎意料的直接和赤裸裸，这体现在他的一系列作品中。《乡村医生》是其中最典型的作品之一。山村浩二的再解读让人欣慰，这部仅仅二十分钟的动画用了一万多张原画，全部由手提摄像机拍摄。

       我们来看看这部作品包含了怎样的几个人物元素，并按照我的方式粗略介绍一下。（人物按照出场顺序）

老医生——作为主角是这个片子里最难解读的角色，他有救死扶伤的天职，却觉得这是个麻烦；他有一个女仆，却无法保护她；他是个医生，但是那些被静悄悄斧子砍出的花般的伤口却让他束手无策。窘境让他再也无法回去，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因此只能在非人间的情境中一直流浪。

罗莎——一个不萌的女仆娘，在这部戏里她仅仅是一个衬托，衬托出老医生懦弱的灵魂和无能。罗莎大约的确是被强暴了。

马夫——马夫刚出场的时候仿佛老医生的救星，随即，他轻薄了女仆娘，留下了一个凶狠的牙印。不是一个吻，不是轻浮的纠缠，是野蛮的性。他是一个工具。

两匹马——漆黑的仿佛来自地狱的马匹，雄伟而诡异。后来它们成为医生唯一的伴侣。

患者家人——推波助澜的脸谱者，在卡夫卡的小说中，他们就是这个社会的主流。

小伙子——有着花一样伤口的病人，

事情其实是这样的：

开篇语即是“我陷于极大的窘境”。其实后续发生的所有事件，都把这位老医生继续逼入无尽的窘境中。

窘境一，老医生住在一个普通的村子里，夜诊是每一个医生都感到棘手的，而无知的村民更是经常骚扰这位年老昏花的医生。

窘境二，他行医多年，自诩遵守职业道德，而并不受人爱戴，以至于连一匹马都借不到。

窘境三，马夫趁火打劫，轻薄女佣，他不想妥协，却在懦弱和形势之下不得不默认把姑娘作为使用马匹的代价。

窘境四，老医生到了患者家里就想逃走，但却被殷勤的家人留住了。

窘境五，小伙子对他说“医生，让我死吧”的时候，他无法让这个孩子死，因为在他看来病人是健康的；当他看到小伙子的伤口时，小伙子向他寻求帮助，而他却无能为力。

窘境六，他无法治病的时候，被人脱光衣服，囚禁在病人身边。童谣羞辱着他。

窘境七，作为一名医生，他为了脱身欺骗了重病的小伙子。

窘境八，皮大衣在车子后面，而他依旧只能赤身裸体在雪天奔波。


 

我们还可以从卡夫卡自身的解读中窥视一些端倪：

不要绝望，甚至对你并不感到绝望这一点也不要绝望。恰恰在似乎一切都完了的时候，新的力量毕竟来临，给你以帮助，而这正表明你是活着的。

我依旧能从像《乡村医生》这类作品中感到短暂的满足。但是只有当我一旦能把世界提升到纯粹的、真实的、不可改变的境界之时，我才感到幸福。

                                             ——卡夫卡日记

很多关于《乡村医生》的解读，过多关注于“医生”这个角色的设定，非要解读成“自救”或者“救赎”看上去也没什么问题；另一种观点坚持认为卡夫卡的作品都是绝望的，但是对于这部作品来说，绝望不会是一个主题，因为是在没什么意义。

卡夫卡的绝望更多基于其他情感，比如介绍中说《乡村医生》表达了孤独的情感，这很好，而我只关注文章最开头的那句话，“我陷于极大的窘境”。

窘境，意味着青黄不接，进退两难，无法自处。它跟“困境”不同，我们可以克服困境，却永远无法克服“窘境”。它看上去很小儿科，但是把一个又一个的窘境与人物相结合，实际我们可以发现，窘境会慢慢吞噬整个生活，带来无以复加的灾难。因此这个故事不如说是一个寓言。它是悲剧的，非理性的，在山村浩二的制作下，更像一部叙事诗。

卡夫卡是现代主义的，你看，他说他不要绝望，即使绝望也要证实自己是活着的。他在《乡村医生》这部作品中甚至能感到幸福。

不过别误会，《乡村医生》的窘境并不是孤独者的幸福，写小说的人对自己作品的看法最信不得了，笑。

现在看看山村浩二的动画解读方式。

有原著支撑的动画片有利有弊。好处是有了坚实的结构基础和一定的受众；坏处是动画很难超越原著，尤其是已经被奉为经典的原著文本，在驾驭起来，不仅需要渗透他人的文本思想，还要体验着无法超越的困难。好在卡夫卡的小说本身充满了奇诡的想象力，于是山村浩二大可用自己的才气将这种诡异发扬到极端。他不吝啬的放入各种象征性符号和张扬抽象的画面，完整地体现了卡夫卡小说的意境，以小提琴为主的配乐和孩子的童谣也恰到好处，丝毫没有喧宾夺主。大师级的作品在吾辈看来只能瞻仰，作为优秀的动画作品，它扼杀了我对小说文本的再解读，而带有山村浩二本人浓烈的气质。黑白和混沌的色调显得异常苍凉，充分表现了卡夫卡世界的荒诞诡异。

在没有看《乡村医生》动画版前，山村浩二与卡夫卡的结合让我无法想象，因为两人诡异的程度实在不相上下。两个诡异的天才结合，带来的震撼恐怕更多是“看不懂”三个字，但是这部如此冷门的动画还获了温哥华动画电影节最高奖，唔，想必就有更多慕名而看的人会浮现那“看不懂”三个字吧。

因此我希望这篇推荐文本能为看不懂的人找到一个思路，从更多角度去解读这个优秀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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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妈妈已经离开帝都。

神啊赐我减肥的力量吧~

 

    7月4号，《两只狗的生活意见》在北京上映倒数第三场，这一天帝都瓢泼洒雨，我还是跟同事MM坚持去看了。
    戏票100，非常值得。孟京辉、廖一梅。本来猫妈妈7月2号就到了北京，跟我住一起，应该陪。不过这一个月前订的票真害人，我不是女巫，一个月前水晶球里猫妈没告诉她会来。
    不过今天要记录的不是这场话剧，而是它谢幕后的故事。
    来帝都后看了两场话剧，一次是不要钱的中戏05级混合班的《莫里哀》，一次就是东方先锋剧场上演的《两只狗的生活意见》。
    “两只狗”和“一只猫”并无根本上的不同。
    从偏远的城市来到这个大都市，狗们猫们一片迷茫。我并不觉得自己如何艰难的在这个城市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其实这挺容易的。难的是居然就真的是自己一个人了。
    两只狗好歹还是一对野哥俩呢~
    雨一直下，从剧院走出来一直念叨着怕猫妈等我太晚，跟同事们招呼一下就逃。冲进大雨里，刚开始的感觉很惬意，准备顺风顺雨的坐地铁回家。意外就发生在，1号线和5号线因为大雨全部封门。是啊，婊子来了姨妈尚且不能接客，我不能要求人家硬敞了门让我长驱直入。可怜东单我从没坐过公交，天气在大雨和中雨间游走，我喵了个咪的就在这鬼天气里迷茫，不停走，没公车，打不到的士。
    离住的地方很远，老猫在家等我。
    打电话给那人，曰：你找个地方先住下吧，要不就等，一直等，总能抢到的士回家的。
    我震惊，掐了电话，在天桥上边哭边走，再找了个某人给我查乘车信息。曰：某某路能到，雨大么？打车吧。我：大，打不到车。对方就装死了。
    一个东单困不死我，这太好笑了，长这么大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迷路，这就有了恐惧感，你想，家里有重要的人在等你，四周一片糟糕，可靠的人貌似可靠而已。晚上10点多，大雨闪电，我卷着裤腿像只落汤猫，边哭边找路，心里只想着妈妈，就是走也要走回家。
    前面发过的即时消息提过我特别记路，走过一遍就能有印象，现在我又得炫耀了。找到的第二个站牌就有能到家附近的公交，所以，感谢7月4日的帝都37路公交；换成的站牌虽然找到了能回家的公交，但是不确定还有车没，所以，感谢那个虽然宰了我但还是把我平安送回去的出租车司机。
    到家的时候已经11点多了，洗澡的时候接到同事MM的电话，互相报平安。趴到床上腻住老猫，被推开，还是贱了吧唧的凑上去。
    老猫：话剧就那么好看？
    我：好看啊好看啊~都值得的。

    都值得的。再想起老牛跟我在电话里骂的傻逼，我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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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间写点话剧评论，不过最近有个动画推荐文本要写，感谢大家关注。

王海溪

摘要：台湾作家曹丽娟的女同志小说《关于她的白发及其他》与中国大陆女性文学的先锋诸如陈染林白等游走在女性情谊和女同性恋之间的暧昧表述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甚至可以说在这篇小说文本中，非常尖锐地表现了台湾女同性恋者的生存困境和生存状态，以及女性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异化。这篇小说所要挑战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父权体制，在绵延的身体叙事中穿插着女性惊觉的呐喊，精神上的梦魇和肉体的女儿国都在隐喻着女性所遭受的亘古以来的灾难与疼痛。

关键词： 女太监  女儿国  白发梦魇  罪

耶酥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圣经·约翰福音第八章·关于那个行淫的女人

台湾作家曹丽娟的女同志小说《关于她的白发及其他》①与中国大陆女性文学的先锋诸如陈染林白等游走在女性情谊和女同性恋之间的暧昧表述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甚至可以说在这篇小说文本中，非常尖锐地表现了台湾女同性恋者的生存困境和生存状态，以及女性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异化。因此我选用了这篇小说文本来进行女性本体意识在女同性恋形态下的解读，涉及的内容及理论仅围绕此文本。

台湾同性恋小说的奠基人白先勇的《孽子》是台湾第一部正面描写同性恋的长篇小说，而他本人也是极少数敢于承认自己是同性恋的作家和艺术家之一。女性同性恋小说作家如邱妙津（《鳄血手记》《蒙马特遗书》）、朱天文（《荒人手记》）、洪凌（《异端吸血鬼系列》）以及曹丽娟（《童女之舞》、《关于她的白发及其他》）都不同程度的解析了同性恋的社会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小说文本往往某种程度呼应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在台湾的父权异性恋社会，女同性恋遭到性别与性取向的双重压制，而面对父权社会对性别情欲深固的禁忌，书写本身即是心灵解严的开始。

对于同性恋概念的阐述：名词同性恋(homosexuality)是由一名德国医生Benkert于1869年创造的(Plummer,1984)。这个词描述的是，对异性人士不能做出性反应，却被自己同性别的人所吸引(Benkert,1869,引用于Bullough,1976,第637页)。今天，同性恋，异性恋和双性恋，被认为是不同类型的“性倾向”，其定义是：“持久的对某一特定性别成员在性爱，感情或幻觉上的吸引”；因此，同性恋指的是“对自身性别成员基本的或绝对的吸引”(Herek,1989;1994,第3页)。这是迄今为止所能找到的对于同性恋最普遍的定义，这就意味着在二元对立的异性恋教育体制覆盖下，形成的恋爱、婚姻、家庭的组成只有男和女的社会性别的社会体制中，这种不同与大多数人性倾向的群体被抛弃在主流文化之外。

于同性恋形成的原因，可以分为先天说（也可称为生物决定说）和后天说两类。先天学说的学者认为同性恋者在生理构造上存在和一般人的差异，包括(1)胎儿期因素；(2)大脑因素；(3)荷尔蒙因素。正是由于这些物质的而非精神的东西，先天决定了同性恋者的形成。另一种持后天说的学者从社会建构论出发，认为是后天的心理因素、社会因素(童年环境、青春期经历、环境因素)造成同性恋的形成。

这篇小说的主角费文，就是这种后天说的典型。由于后天的文化焦虑而产生的性倒错，使得她在认同男性文化的基础上，开始了认识女性生命本体意识的道路，在其中隐含着内囿的生命自由和女性体验。二元对立的性别模式以及男性文化所规范的社会道德就是这篇小说所要挑战的主流意识形态。小说主人公费文的精神轨迹，在绵延的身体叙事中穿插着女性惊觉的呐喊，以及精神上的梦魇和身体的女儿国都在隐喻着女性所遭受的亘古以来的灾难与疼痛。

一、T·女太监②

菲勒斯（phallus），男性生殖器的图腾，是父权的隐喻和象征。按照拉康的理论，女性在处于菲勒斯缺失的焦虑中，这就是说，女性对男性的屈从是从生理延伸到心理的非自愿意志，而这种焦虑感无疑是男权文化所带来的对女性的身心控制和阴谋阉割，主流社会是男性话语控制的，那么女性对于不能掌控自身所处于的环境带有孤独感和恐惧感，制造了女性被阉割的因果。

杰梅茵·格里尔理论里的女太监指的就是这种现象，阉割后的女性就适应了社会的需要，拥有了父权设定好的社会性别。

“T”（Tomboy）作为女同性恋中具有男性角色意义的一方，在主流社会中接受着双重的阉割。第一次是社会性的集体阉割，这并不是心理学讨论的性别角色③选择，而是男权掌控的大众文化对女性采取阴谋阉割的手段，杰梅茵·格里尔理论中女性的少女时期完成了女太监的角色，这就是“T”作为女性经历的阉割过程；第二次阉割是来自女性本体的阉割，社会性别与心理性别以及生理性别的混淆使“T”的角色承受着来自各方向的压迫，与可以隐藏在社会群体的另一女同性恋角色“P”不同，“T”是他人眼中雄化后的女性，这就是性取向确立后，作为“T”那一方的女同性恋者对自我女性意识的阉割。

在这篇小说中，费文就是一个这样的“T”，而费文这个角色的复杂性又绝对不仅仅是“T”型女太监。

费文的家庭由于母亲的出逃而构成了一个绝对男权话语中心的世界，她过渡为“T”的成长和童年时期性别意识的模糊与其父亲和兄长粗糙的家庭教育有关，由于缺少母亲的引导，费文在小说中：

“……除了月经以及撒尿的方式，其他十八般武艺师承父兄。即使每月总有若干片刻感到孤独，却也不难度过──三十岁前她从不经痛，量也少，两三天很快便混过去──她甚至怀疑她老爸老哥已彻底忘了她是女的，她自己也忘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费文没有接受作为“T”的第一重阉割，她对于月经的焦虑、对性的迷茫、周围女性的身体发展等来自自身的女性生理问题让她继续成为被社会意义阉割的女性。由于对女性世界的迷惑而产生的认同男性文化的性倒错和来自女同性恋群体的影响使费文的生命体验经历了一个“无性（婴儿期）——男性（童年期）——女性（青春期）”的过程，当生理上的性别与心理上的性别认识发生矛盾时，这种对自身性别意识的焦虑与抗拒是她投身女同性恋群体并成为其中的“T”角色的一个根本原因。

在小说文本中她有两个名字在互相呼应着：“费文”与“费丽文”。费丽文是作为主流社会所承认的女性角色所设定出的名字，承载了她的社会性别，在小说中涉及童年片段时都使用了费丽文这个名字。当她成为“T”进入女同志圈层里时，费文这个中性又稍带男性色彩的名字就成为她圈内的昵称，费文“实在是有绝佳的本钱穿长裤剪短发扮可人Tomboy”而不得不成为“T”角色，这就促成了费文的第二重女性意识的阉割。这个过程始终伴随着她的挣扎和恐惧，对月经以及女性器官的认知使费文在这种意识阉割下继续经受着来自性别角色混淆的折磨。因此费文虽然“得天独厚”却又并不接受这个被“雄化”了的女性角色，甚至是排斥的。

“──她一辈子都不要沾到的那种恨啊，她一点都不要像她老爸老娘她大哥二哥三哥，她谁都不要像。她甚至也不要‘像’一个Tomboy。”

这种现象的根源来自母亲的影响，小说文本里作为隐线的费文母亲其实也是个女同志，对母亲与同性情人私奔的打击下，费文的家庭成员都在心照不宣的痛恨和承担着母亲/妻子的背叛，在文本中，费文在“若干年前”就因为女同性恋的身份而被父亲骂为“贱种”并赶出家门，而她的三哥也成了GAY（男同性恋者）。费文作为女同性恋者，就不自觉的承担了母亲的“罪”，于是这种来自家庭的影响使费文的经历变得更加挣扎。

二、女儿国

年轻的费文与同伴们在一起，风情万钟，锐气披靡，在女同性恋者的交际圈子里自然的形成了一个隔绝男性的“女儿国”。由于女同志中具备更丰富的二元性别对立模式，因此这个女儿国的建立与非女同性恋者所建立的女儿国完全不同。

这种笔力可以追溯到中国“五四”时期的作家卢隐在《海滨故人》里建构出的理想化的女性世界，充满了纯真与浪漫的女性情怀，是一个“有意建构的女性壁垒……成功体现了这个女儿国设计者的性别意识”④。女性作家孜孜不倦的去创作这种理想的乌托邦，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又瓦解殆尽。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个女性壁垒的建筑是依靠同性的友情来抵挡男性的入侵而建立的，女性的姐妹情谊是短暂而脆弱的，在异性爱的追攻下不堪一击。而《关于她的白发及其他》小说文本中提供的却是一个依靠同性爱来建筑的女性世界，这个世界相对大陆女作家所建立的只驻足在女性情谊性质的女儿国更广大也更复杂。

在这篇小说文本中，费文的女伴们为她提供了一个多情淫乱的女儿国。

在这个女儿国里，互换女伴是习以为常的事。“性”在这里并不是一个躲闪不及的词汇，而女性与女性之间的身体接触显得大方和随性，这正是费文不能接受的。

费文一在的抗拒性爱的事实，但是在麻将桌下惊心动魄的调情就是性欲的厚积薄发，“……脚伸进桌底，用脚趾尖轻滑过费文小腿，一下，一下，又一下……千百条小毒蛇在她腿上爬行，细细尖尖的毒牙戮来并不痛，而是痒；毒液迅速通过血管流抵心脏，费文简直怀疑每个人都听见她的心脏在扑通扑通响，像戏台上两军交战时的疾痘锣鼓点，千军万马攻来，人神共惊的一声声：‘杀啊……’”

性的轻佻无处不在，汹涌的情欲足够让脆弱的神经魂飞魄散。费文那点私密的可怜的“柏拉图”坚持在这个淫乱的女同志圈子里显得如此卓尔不群，成为一个女同志心照不宣的底线。有性无性都是在挑战二元对立的男性世界的统治，性爱并非是最根本的。

这样的女儿国、女同性恋群体的乌托邦，坚固到只有死才是对这个圈子的脱离。她们的纵情声色使我大胆的使用了“淫乱”这个词汇来形容女儿国的状态，这是因为同性恋并不是性放纵的原因，仅仅是情欲勃勃的时代所造成的混沌症候，感情与性的缺失就流淌在女性的薄衫上，放浪形骸的女同志群体并没有承受太多来自他人的指责，但是费文却一直拒绝性体验。

在女儿国乃至整个女同性恋群体中，母亲是她的第一个启蒙导师。因此在费文对自己的生命意识进行辨证以及求证的过程中，母亲所带来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在童年时期母亲与同性爱人私奔而带来的家庭悲剧，亲人们的不幸使她在潜意识中把这一切罪责都归为母亲的女同性恋身份上，而又潜意识的从男权文化的角度去将其“罪恶化”，由此将女同性恋视为一种“罪”而痛苦地忍受这种身份，那么对女同之间的性爱就更不可能得到费文的认同了。

费文一直处在对自我生命本质的求证过程中，甚至这也是几千年来人类最本质的母题思考——“我是谁”。

这种求证来自社会和内心意识的双重建构，一个社会主流文化意义上的“人”和一个边缘亚文化群体的“T”的融合，是这种双重建构的命题所在。

淫乱的女儿国的内核被费文发觉后，从小根深蒂固接受男权文化洗礼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土崩瓦解，费文的对自身的革命也终于开始。

三、睡美人的白发梦魇

小说的名字就叫做“关于她的白发及其他”，“白发”作为一个凌厉的象征出现在小说文本的女性角色中，通常这代表着女性角色的异化。

例如在武侠小说大家梁羽生笔下的《白发魔女传》，小说写到练霓裳闹上武当山，与武当山的诸位高手交锋。在混乱之中，爱人卓一航误伤练霓裳，练为此伤心而去，一夜之间乌丝变白发。醒来之后，为此心灰意冷，从此远走天涯。练霓裳只有一夜白头——这是本书中，也是所有言情文本中最凄绝美妙、震撼人心的一幕。小说题到：“叹佳人绝代，白头未老，百年一诺，不负心盟。”这是最为大众能详的白发女子，她的白头意味着割舍和决绝，是一种大彻大悟式的白头。

另一个经典的“白发”文本则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革命歌剧《白毛女》，文本中的喜儿被卖到地主家，在受到地主黄世仁的奸污后又被卖给了人贩子，她在紧要关头逃出了地主家，在深山野林里生活了三年而导致白发。虽然《白毛女》这个文本并不局限在女性意识上也从来没真正的把女性意识当作其主题，但是我们仍然能从这个文本中分析出，白发象征着女性承受了来自社会环境和男权文化的凌辱与磨难后，产生的本体异化。

那么把练霓裳的白头、喜儿的白发与费文的白头做一下互文后，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是“关于她的白发及其他”——在“决绝”与“异化”的女性本体意识革命的母题下。在文本中，最直接的体现是费文的梦境。

梦是最直接的隐喻。弗洛伊德认为：梦虽然往往取材于最近的事件，但梦的意义却往往要到童年时代去寻找。“通过其他一系列的梦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激发梦的愿望和梦中证实的愿望满足，都来源于童年。因此人们会吃惊地发现：儿童和他所有的冲动都残存于梦中”⑤。

曹丽鹃为费文设定的是不断的梦魇。在小说开始第一个出现的就是“恶魇”，梦到被禁锢的肉身遭受的压抑和癫狂，无穷的下坠感造成灵魂的失重，这是费文在文本中出现的第一个梦境。第二个梦境是母亲消失后的梦魇，“不断梦见老娘牵着她的手在黑暗潮热的迷宫中急奔，她们左回右绕急急奔跑好像后面有什么可怕的怪物紧追而来，喘息声脚步杂沓声不绝於耳，老娘拉着她前进转弯前进，却怎么也找不到出口。终於老娘松开她的手说：‘咱随人顾性命吧……’，第三个梦境继续与母亲有关，梦到了童年被母亲抛弃的深层恐惧，一具具夭折的婴儿的尸体浸泡在液体中，她在里面鲜活惨痛的呼唤着母亲，而母亲冷漠的离开了。这是费文对母亲逃离的怨恨和伤痛，母亲的私奔使她一直强迫自己承担了母亲作为女同性恋者的“罪孽”。第四个梦境是白发三千将她密密缠缚成一具木乃伊。第五个梦境是与爱人洁西反复的做爱，如同“两头雌雄同体兽以各种性别组合交欢”。

弗洛伊德认为：梦是愿望的满足；受压抑的欲望往往在梦中直接或间接的表现出来。那么这些带有隐喻意味的梦就正是费文在成为一个女同志“T”过程中的煎熬。第一个梦境就足以体现了费文的女性意识在不断的与周围的环境抗衡而导致的禁锢与挣扎。第二个梦境隐喻了一个寻找母亲的过程，“寻母”的主题在女性文学中屡见不鲜，而这种“寻母”的意识正是女性寻找自我主体意识的一个动力。母亲是女性的第一个崇拜的偶像，她在向自身求证的过程，母亲作为一个最原始的自身形象困扰着费文。所以对费文来所，“寻母”既是在寻求自己。

第四个梦境是最接近小说主题的，对白发的恐惧从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衰败开始的，“……打从发现第一根白头发开始，她就不断梦见白发银丝三千丈，将她密密捆成一具木乃伊──发苍苍而视茫茫，漫天沙尘是千万把只头斧⑥迎面劈来，她哀老脆弱的灵肉再无招架之力，而她的额头、眼尾、脸颊、脖子以及四肢，刺青一样佈满一条条皱纹老人斑。不只是她，她们一个个无一倖免。”在女儿国的生活中，姐妹与同志之间的爱恋纠缠使费文的衰老过程触目惊心又神经质，费文是一个与众不同的“T”，她一直与女儿国的潜规则做斗争——别人都做爱而她不做爱，别人渴望与女伴天长地久而她却劝女伴椒椒去“从良”。费文对性的排斥和对女同性恋行为的负罪感都来自母亲对她的影响，由于家庭因素费文的视野相对其他女同志要更开阔，她不仅仅在关注自己，也在关注女儿国之外的两性世界。

费文的性意识跟一直是沉睡状态的，母亲为情爱的出逃一直是禁锢她的魔咒——这种隐喻不由让人联想到经典童话故事《睡美人》。睡美人故事的噱头是魔力之吻对受到桎梏的少女的解救，隐喻着女性打破性桎梏的精神过程。童话里王子给睡美人的吻成就了一个少女向女人的蜕变，女性少女时期的性幽闭被打破被拯救，这才是这篇童话最吸引人的地方——性拯救。对于费文而言，她正是处在一种深感罪孽的沉睡时期而需要这样的“赎罪之吻”。费文在童年时期的由阿霞启发出的性意识被母亲的行为扼杀，于是在青春期她过早的接触到了性，而又因为对性的恐惧和迷茫压抑了自己的情欲。在文本中，充当这个吻醒费文的“赎罪之吻”的角色，恰好是她最排斥的女同性恋之间的性爱。

四、“魔镜，魔镜……谁是世界上最该死的人”⑦

从刚进入“女儿国”开始，费文就承受着女同性恋者所有的伤痛，“大家都在做爱只有她没有，没有做爱的人，没有性的同性恋者，这就是她的罪。”而一直劝女伴回到异性恋世界也是她渴望赎罪的一个表现，甚至我们可以大胆的猜测，费文进入女儿国的初始动机除了“寻母”外，还有就是“赎罪”。

身处这个淫乱而又充满悲伤的圈子，费文又以她的敏感发现这个快乐淫乱的女儿国正在狂欢式的枯萎，这种枯萎的饕餮从她自身的恐惧蔓延出来，在与洁西的爱抚中她才突然感到而“枯掉萎掉的不只她费丽文一个人而已”。

女儿国白头偕老的神话一代继承一代的枯萎，这种女性主体意识与男权社会决绝分离的建构每次都迎来了枯萎，就是女儿国的真相。面对这惨烈的真相，费文终于开始了自发性的对自己的拯救行动。

文本里选择的拯救工具，是“镜子”。

女性通过镜子来完成对生命躯体的自恋，当费文站在镜子前第一次仔细的审视自己的女性身体时，面对镜像中的自己，她却问“魔镜，魔镜……谁是世界上最该死的人”，身负的罪恶感不仅仅是梦魇，还是对自身的嘲讽。

在这篇文本中曹丽鹃设定的费文并没有产生如大陆作家林白笔下多次描写到的的镜像情结。镜中的女人是林白经常使用的意象，女人照镜子的场景在女性文学中经常可见。同样是面对镜子里的身体的自慰，林白的描写细腻、自恋、充满了情欲和决绝；而曹丽娟的描写则悲凉、无奈、以及更深层的绝望：

她赤裸的站在镜前，第一次抚摩自己的身体，嶙峋的骨骼和僵硬的女性线条。这是在求证自我的过程中不断蜕变的女性躯体，从童年时期被男性文化压制和阉割到青春期被男性文化驱逐及自我阉割，乃至她终于接受了自己的生命本质——她手拿镜子对着自己的下体，这种没有美感的动作和没有任何女性柔媚美感的身体就是最尖锐的爆发，她开始学习如何自慰。

“……自此费文分裂成好几个：男费文，女费文，又男又女，不男不女，女性化的男费文，男性化的女费文……每一个费文都跟自己做爱，一回结束再来一回，好像要把三十几年来未曾支用的欲力耗泄殆尽。她做得筋疲力竭，做到形容枯槁像个色痨鬼……”

但是性意识沉睡被打破、拯救的仪式完成后，不同与睡美人文本的美满，当费文终于摆脱自己的阴霾开始尝试情欲勃勃的生活时，却长出了这些惨烈而尖锐的白发。这就意味着：在经历了生理和心理的与过去一切遵从男权文化的道德观以及价值观的决裂，以及在这个多元化社会影响下的主体意识的异化的完成。

“……她说这几年台湾的同性恋文化是愈来愈蓬勃了，各种组织刊物纷纷揭竿而起，这其中女同性恋的声音又比男同性恋大些，或许因为女性主义护航的关系吧。‘早晚要分家，’阿宝总结道：‘Lesbian 没办法在女性主义里面开花结果，这是两码事。’”

这种小说里看似漫不经心说出的女同志理论⑧其实就是女同性恋者遭遇的困境，对于女同性恋，性别扮演的“规范”在几次女性运动后不再是矛盾的核心了，曹丽娟对于“Lesbian 没办法在女性主义里面开花结果”的痛心使得她不断去鞭策费文这个人物去进行对自我生命本质的认同和革命。费文不再去排斥“T”是什么特定的模式，女同性的性爱又是怎样的固定模式，白发的决绝和异化的完成在现实中实现后，费文得到的反而是轻松，不再是“赎罪”而趋向对自我生命个体的“救赎”。她在小说的结尾部分对杰西说“我要同她们每个人都做一次”，就是费文对自我价值的认同，她在“寻母”以及求证自我的过程完成后，在文本中终于得到了自己的精神救赎和个体生命的自由。

曹丽鹃为这篇小说写的后记里提到了她创作的初衷：

“现在还有Rainbow，一位混过六〇年代的老友指点我。那儿，不是混九〇年代的人的地盘，而在八〇年代，台北最大一家Disco的霓虹曾烧亮那方夜空，仿佛红鹤神话曾挺立于寸草不生的拉斯维加斯。我未依指示去寻找那杯彩虹酒。长老们乘时间的马车踢踏而去，我站在这儿仰望，并且想象自己瞳孔内有光折射成七十七重虹影。他们的迁徙路线无迹可寻，无车辙蹄印，无七色石出土，后裔们持续用力凿挖地层。看到了……有没有？那是费文的一根白发自地底破土而出，其坚如钛金属，朝光的方向航行。”

这段文字更直接的表明了小说作者的意志，她给予费文这个人物肯定态度的同时，也阐明了自己对女性个体生命在辨别自我、求证自我、认同自我的主体意识觉醒过程中，所接受的异化的看法，这种异化不单纯是个体的异化，而是属于费文那一时代的异化。

经历过数代人人的革命，女性本体意识的觉醒无论是女同性恋还是女异性恋或者是具有女性生理和心理的“酷儿”，都有自我拯救的意义。

在本篇论文开篇引用的圣经原文是小说文本中费文一直耿耿于怀的话，曾经她是如此认为女同之间的性爱是有“罪”的。奥古斯丁曾经把圣经中的“罪”观念解释成“原罪”（original sin），并将其与亚当的过犯联系起来，这种对“罪”的遗传学解释对后世产生了复杂的影响，认为始祖亚当所犯的罪会被后代继承下去。这种观念恰好类似费文对母亲的罪的不自觉继承，如果说前面提到的费文的“罪”的意识来自于《圣经》人类的“原罪”，而女同志的“罪”正是一直压制女性意识的父权文化所敲定的，那么按照小说文本引用的这句圣经原文的所指，这个定罪的权利体制又是否真的有权利去规定何为罪？

主流话语的意识形态作为掩饰真实的幻觉而运作的极权体制阉割的又何止是费文一人，我将命题限定在文本框架内的探讨在这造成一切悲剧的根源的极权体制面前，显得脆弱和无奈。费文们对自身的革命又远远还在进行中，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一直在鞭策着革命的同志的自省。意识形态总是追逐着某一特定的利益集团而作为其精神体系的物化存在，女性的本体意识形态同样会在女性追求并肯定自身生命价值的过程中揭露一切暴力话语的真相。个体生命被野蛮的文明在意识欺骗中发酵成孤独的存在，当女儿国被主流意识形态一次又一次阴谋摧毁而枯萎，那么依旧在幻想中的女性文学写作者是否应当思考女儿国这一存在是否本身就是一个不符合女性主义命题的模式，而对女性文学范围的界定更不应如大部分人所理解的那么狭隘，女性文学对暴力解构的妥协恰好对应的是女性视野的狭隘和私语化。徐坤的小说《狗日的足球》曾经展现了女性在失语时代后第一声尖锐的呐喊，而女性文学终于作为一个文学研究方向登上正规学术讲坛后，这种妥协又会使女性再一次失去话语权。女性争取自身生命价值权利的过程充满错误和磨难，长期压抑的尖锐与激进恰恰都是女性开拓本体意识与争取自身权利的最好武器。以费文来举例，选择自己的性取向是应有的权利，她的身体包括性同样有自我支配的权利。而压抑女性的父权体制（请注意，并非夫权）承载着占领社会意识形态的主体部分，他们只对自己或者是自己归属的利益集团负责。那么在这个价值失范的时代，什么才是真正的生命自由，个体生命的权利又能如何去行使？如果在暴力恐惧下个体生命继续有意将自我与社会隔离，那么个体的异化或革命在这个时代框架中实在不值一提。另人欣慰的是，小说文本中费文从未陷入自我欺骗的陷阱中，她一直在试图寻找真相：母亲故事的真相、女儿国枯萎的真相、女同性恋者所面对的社会真相和自身异化真相、身体的真相等等。无尽的白发梦魇所带来的对社会暴力和自身异化的恐惧都是寻找真相的关卡，意识形态深入在生活中如同费文梦中的白发将她捆绑成僵化的木乃伊或是被铁锁链紧紧禁锢，被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潜移默化的束缚在循规蹈矩的幻觉中，费文的挣扎在解构中充满了隐喻，文本中她在生病中下身不断的流血以及白发象征，都是这个小说文本所体现出的超文本体验。

小说文本中提到的女性主义运动对更广大女性的冲击，女权运动曾经给了女同性恋群体希望，而后女权主义单一问题的运动现实又使女同性恋群体绝望。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一次又一次的关于妇女问题的运动都主流意识形态合理化的吞没，比如堕胎以及卖淫等问题。极权体制的暴力依旧肆意阉割着弱势群体以取悦自己的利益集团，在对暴力恐惧的焦虑中不断煎熬的弱势群体面临两条路，一是开始将暴力施予更弱小的群体，二是挣扎与反抗。

《关于她的白发及其他》小说文本隐含的对暴力极权的反抗，正是女性不断进行自身革命的体现。研究这个文本，即是为了更好的探索新的女性意识形态的平台而努力。

注释：